渡过难关           作者：高厚良

冀南地区自从遭到日军1942年4月29日、6月11日两次“铁壁合围”残酷的大扫荡后，冀南地区的形势进一步恶化，日军不断地向我大举进攻。中共中央北方局对冀南地区的工作十分关心。6月22日对冀南区党委再次发出指示，提醒冀南各级领导干部严密注意形势的发展和变化，做好工作，坚持斗争。北方局明确指出：目前冀南抗日根据地的形势，正处在严重危险之中，此种严重危险还在发展。冀南大块根据地已不存在，而被分割成小块游击根据地。要求冀南区党委和冀南军区在困难与危险面前，克服悲观失望情绪，提高冀南军民的抗战信心。北方局号召冀南“全党、全军与冀南千百万群众共存亡”。

1942年10月初，冀南区党委书记、冀南军区政委宋任穷主持召开区党委扩大会议，要求冀南各级领导干部励精图治，坚持斗争，坚持阵地。不管环境多么困难，斗争多么残酷，决不离开冀南平原，誓与冀南人民同生死、共患难。根据冀南区党委扩大会议精神，冀南区党委于10月10日作出了《关于渡过今冬明春艰苦局面的决议》。《决议》指出：我们的一切工作部署要从最严重、最困难、最艰苦的局面着想。广大党员、广大干部对此必须有深刻认识，巩固思想阵地，积蓄力量渡过难关，冲破黎明前的黑暗。

为了认真传达、贯彻冀南区党委扩大会议精神，三地委、三专署、三分区于10月18日在馆陶县西河寨召开了县、团以上干部会，分区政委兼地委书记肖永智同志主持了这次会议。冀南军区政委、冀南区党委书记宋任穷同志在会上作了重要报告，号召各级领导干部要认真、坚决贯彻执行冀南区党委扩大会议精神，认真、坚决贯彻执行《决议》，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县不离县、区不离区坚持斗争。对离开本县、本区的个别干部作了严肃的批评。

根据三分区敌我斗争形势，到会同志表示决心，一定同三分区人民同生死、共患难，坚决县不离县、区不离区坚持斗争。

三分区的敌我斗争形势同冀南整个形势一样是严重的，形势一天天的恶化，敌人不断地合围、扫荡，战斗更加频繁，公路如网，碉堡林立，大块根据地被分割成小块游击区，西区更甚（纵横10里者为大块）。

1942、1943两年大的合围、扫荡有：

一、1942年1月24日，日军4000余人配有坦克4辆、汽车十几辆，对我根据地进行合围、扫荡。我二十二团由团政委于笑虹率领在吕洞固激战整日，坚守到天黑才胜利突围。

二、3月25日，日军1300余人扫荡以侯村、平固店为中心的根据地。

三、4月12日至17日，日军1000余人以侯村、平固店为中心进行扫荡，并在侯村、平固店修了公路，安了据点，从此，将我区分割成东区、西区两大块。

四、4月14日，新八旅住永年县姬庄、高寨。永年敌出动100余人向我进攻，并施放毒气，旅政委肖永智、副旅长王近山以下百余名官兵中毒。

五、5月8日，新八旅住曲周芦营、鸡泽屯。北口敌100余人向我进攻，旅政委肖永智受重伤。

六、7月8日，日军1200余人扫荡东区根据地。

七、1943年2月17日，伪军1100余人扫荡东区根据地，敌人扫荡了8天。

八、3月26日，西区指挥部机关和分队，在曲周刘大寨遭日伪军300余人合击，经激战后胜利突围。（见《刘大寨突围》）

九、5月20日，我西区指挥部在曲周鲁辛寨遭日伪军600余人合击，连突四道围。（见《连突四道围》）敌人小规模的对格子网式的小块游击区的合围、扫荡就不计其数，区、县领导干部经常有牺牲的。例如：1942年10月25日，永年、肥乡两县日伪军合击永年县高寨村，我永肥县抗日县长马功岑等同志在突围战斗中牺牲。又如：1944年7月2日，邯郸日伪军合击永年县牛堡村，我邯郸县委书记李界同等同志在突围战斗中牺牲。

1943年6月的统计：

全分区连城镇带村庄共有敌伪据点和炮楼199个，数永年、肥乡最多。永年35个，肥乡31个。驻日军1800余人。敌独立混成第一旅团司令部就驻邯郸。每县都有伪县警备大队，人数600至800人不等。这些日伪军分布在各据点和炮楼里，不断地对我进行合围、扫荡。

当时的战斗环境是极端艰苦的。从东区的馆陶县庄固村到西区的永年县南沿村，一夜的行程要通过四条公路。这四条公路就是四道封锁线。第一道封锁线是邱县、侯村、平固店到广平的公路；第二道封锁线是曲周、安儿寨、北口到广平的公路；第三道封锁线是杨胡寨、布寨、东大由、东张寨到肥乡的公路和封锁沟；第四道封锁线是永年、府南桥、西阎堡到肥乡的公路和封锁沟。沿公路3里5里修1炮楼，日军、伪军十几人或几十人守卫。若是白天过公路，两边炮楼里的敌人都看得清清楚楚。所以，我们过封锁线都是在黑夜。

当年分区司令部侦察股长王一同志有一首诗，很能说明当时的形势。

诗云：

昼住碉堡下，

夜观炮楼灯。 

小块根据地，

天天闹敌情。

迈步登公路，

夜晚当白天。

坚持再坚持，

正义必全胜。

这首诗反映了当时战斗频繁的困难形势，也表达了敌后军民坚持斗争到底的必胜信心。

为了说明当时反合围、反扫荡的战斗情况，将我和王一同志的3篇日记抄录附后。

斗争坚持到1944年，形势开始好转。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失利，三分区的日军由1800人减少到1100人，炮楼也减少了。有的被我拔掉了，有的被我吓跑了。但伪军发展了。1944年7月全分区敌据点、炮楼164个，日军1100人，伪军7800人，伪自卫团1000人，伪治安军300人。

以上数字不包括第一军分区。

为了“誓与冀南人民同生死、共患难”，坚持格子网式的小块游击区的斗争，肖永智同志领导我们分析形势、总结经验教训，作出决定（附后），加强对游击战的领导，加强形势与任务教育，克服消极情绪，积极打击小股敌人，坚定军民胜利信心。因此，新八旅和三分区采取了如下措施：

一、新八旅于1942年4月24日至26日，在曲周县牛疃村召开了军政委员会扩大会，会议由旅政委肖永智同志主持。会议总结了吕洞固战斗失利的原因及教训，提出了今后斗争的任务和措施，于4月29日作出《对目前三分区形势的估计及今后对敌斗争任务的提出》与《旅政关于五月工作之决定》，要求正规军、游击队都要坚决贯彻执行。

二、奉军区命令，新八旅同三分区于6月15日进行合并，新八旅番号撤销。这是为了适应一天天恶化了的环境，加强三分区的领导，加强游击战而采取的重要措施。

三、6月28日于曲周曹庄召开分区军政委员会,作出《分区军政委员会二次会议之决定》。每县派正规军一个连，由团级干部率领加强游击战。

四、三分区于7月1日作出具体决定，派曹不堂、靳毅、王俊等同志，亲自率领连队到肥乡、曲周、永肥、邯郸等县加强游击战，开展地道战，采取敌进我进的办法，组织若干个精干的武工队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建立隐蔽的游击根据地。如：磁县、邯郸铁路以东地区，永年、沙河铁路以东地区，邯郸、肥乡、永年边界地区，等等，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再就是，广泛地开展政治攻势，宣传抗战必胜，敌伪人员要留条后路，在伪军伪组织内部发展关系，给我们送情报、作内应，等等，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肖永智、李福祥、王幼平等同志在开展政治攻势，开展敌伪军工作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建立抗日的，表面应付日本人，暗中进行抗日工作的村长、情报员。

政策掌握得好，争取了能够争取的一些有名望的人士支持我们抗日，不给日寇做事。尽量孤立日寇，使炮楼里的日军成了聋子、瞎子。相反，敌伪军一有行动，我们很快就知道，便于我们好下决心，好行动。斗争坚持到1944年夏天，青纱账起来了，形势就开始好转。

除了同日寇作斗争，还要同灾荒作斗争（见《灾荒是日寇侵略中国造成的》）。冀南军区宋任穷、王任重、王蕴瑞、朱光等首长，既要领导我们同敌人作斗争，同灾荒作斗争，还在邱县北亲自拉犁耕地，参加生产自救，减轻根据地人民的负担，战胜灾荒。

五、三分区于7月17日成立西区指挥部。

为了适应根据地被分割成小块游击根据地的情况，决定成立东区、西区两全指挥部，以加强领导，减小目标，便于机动。

西区指挥部由政委兼地委书记肖永智、分区参谋长高厚良负责；东区指挥部由司令员张维翰、副司令员孔庆德、政治部主任王幼平负责。

我们之所以能够渡过难关，并争取到形势的好转，取得了胜利，主要是以宋任穷同志为核心的冀南区党委、莫南军区正确领导正确指挥的结果。在冀南最困难的时候，他们同军民一起战斗，一起同灾荒作斗争，群众看到他们骑的马拴在门口树上，就知道这是某某首长骑的马。群众信任领导，领导同群众在一起坚持斗争，上下心齐，所以取得了胜利。

所谓封锁沟，指的是铁路、公路两旁挖的沟，还有就是县界沟，都是为了限制我军行动的。比如：敌人从东大由集到杨胡寨村的一道永年、曲周县界沟，就是专门为了防止我军从滏阳河南到滏阳河北去的一道封锁沟。沟宽4米，深2米，挖出来的土堆在永年县一边，垒成高2米、厚4米的封锁墙，从永年一面向东看，居高临下，象是一道有壕沟的城墙，对我们的部队来往永北很不方便。永年至肥乡的公路上也有封锁沟，南和东至鸡泽西至沙河60里的县界沟，大致都是如此。我们经常通过磁县马头镇到太行山去的这段铁路两边的封锁沟也大致如此。对付没有重武器的部队，碉堡、封锁沟、封锁墙是很起作用的。日本投降后，我们围困永年城的伪军时，用这个办法也很起作用。我们修了一道城外城，真正做到了把敌人围困得水泄不通。后来，敌人只好冒死突围，我军在野外将其全部彻底歼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