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曲周县东南的曹庄村，是历史上两省（山东、河北）、四县（曲周、馆陶、邱县、广平）交界处，号称三不管地面。相传为三国曹魏屯兵之地，这一带曾是树行密集，沙丘成片；河道中流水潺潺，青纱帐一望无边，有历代排兵布阵的地理优势。从老沙河之滨至卫河西岸，顺势向南二十华里至邯馆大道，其间虽然只有二三十个村庄，却是抗战最艰苦年代，我冀南三分区（相当于今邯郸地区），在敌人夹缝中斗争的最大一块抗日根据地，被称为“小边区”。地委、专署、军分区机关常在这一带活动，而曹庄村朱俊士的故居，则是被称为中国抗战第一地方报——《人山报》的创刊地，地委批准的唯一固定社址和社部所在地，是原朱家大院的重要组成部分。抗战胜利后，曲周县人民政府在这里挂上了“抗战光荣”的大匾。 《人山报》是抗战时期我党在邯郸一带的第一张地委机关报，它吹响了唤起民众，杀向日寇的冲锋号。其连续办报时间之长（五年）、发刊之多（四百余期）、影响之大（辐射晋冀鲁豫边区），是抗战年代的我党地方报之最（当时我党报纸罕见，地市无报）。其成员是后来创办《河北日报》的一支主力。曾受到冀南区党委、冀南区党委宣传部的通报表彰，被称为抗战模范报，是党史词典中的唯一模范报，八路军平原作战的典型媒体。 1990年代末，以原军分区司令员高厚良（曾任解放军空军政委）、原三地委书记乔晓光（曾任省委第一书记）、原三专署专员温光忠（部级）等当年在邯郸一带抗战的地方党政军领导人和原《人山报》社长翟向东（《河北日报》创刊人，曾任省委宣传部长、《人民日报》副总编）等抗日老干部二十人共同给邯郸市委写信，在老房东朱俊士宅立一纪念碑，使之成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场所。从而刻制了由翟向东起草碑文，以中共邯郸市委和中共曲周县委名义刻制的纪念碑。原邯郸市委书记聂辰席（现任中宣部副部长兼国家广电总局局长）曾批示于此创建红色旅游点。该故居已为市政府文物保护单位。 当地人多知《人山报》和抗战堡垒户朱俊士宅，却罕知历史上其与朱家大院的渊源及早期抗战。然而，原朱家大院的正门即是朱俊士宅的北门。“七.七事变”前还能看到它的残存轮廓，包括门楣上悬有名人题字的金字匾，门前竖着两根三丈多高的旗杆。两边残存着几座后面带垛口的瓦房等。据老人回忆，早年朱家大院的原型是现在十几片庄基连在一起的规模。周边的瓦房顶后部都有一米宽的平台，边上是一米高的垛口，环周垛口相连近百丈长。住人的宅基约五亩之多，连上南部曾一度废弃为枣树园的遗迹（现已划为庄基），早年应是一个巷深百米，总面积十余亩地的庄园式大宅院。由于家道衰落，后人分家后各自拆卖了一些房产，使之逐步失去旧貌。据了解，在科举制度时，朱家上辈曾有人取得贡生（举人副榜）等功名，也算跨入半步仕途，兴盛一时后渐衰。朱俊士父辈早年出外（打工）凭着自身胆识和一身武功，推千斤独轮车闯天下，自嘲什么苦脏累活都干过，经过几十年的拼打后，不仅家道中兴，也结交了不少朋友，家中宾客不断，连督军府也有乡友往来。但是人生变化莫测，老人由于当年创业过度劳损，竟天命而逝。是时，恰逢时局动荡，帝国列强的鸦片烟遍及民间。朱俊士三兄弟中两兄皆染烟瘾，中兴家业也仅在数年中变成空壳。二兄早逝后，家庭重担落在了年仅十几岁的朱俊士身上，较早的步入社会，饱尝艰辛，成了朱氏大家族的族长。 受老辈人的兴衰教训和文化传承，其痛恨鸦片和洋鬼子，有民族情怀。终生不近烟酒，杜绝一切不良嗜好。善少林洪拳和交友。除干农活外，又常年组织朱家大院一班人出大车（即搞运输），开过油坊、粉坊等，只身赶着牲口跑长途和赤膊到榨油车间抡大锤。虽无高深造诣，但读过私塾，也是当地少有的文化人。并关心教育，专门腾出自家西院义务办学，由子侄任教，传承文化精髓和进步思想；虽不懂得高深理论，但有报效国家和保土安民的情怀，主张年轻人习文武，走正道，交好友，为国尽忠，为民效力。常给年轻人讲三国、隋唐、岳飞传等，推崇精忠人物。从而以文会友、以武交友和路见不平、勇于助人贯穿了大半生，其经常同人切磋武术和常年组织一班年轻人打拳练艺。曾只身击垮为害一方的恶棍团伙；救一方名医于危难之中。据当时的老人回忆，其多年来不知疲惫的干活，就是不发财，越干越穷。乱世中，本来赚钱不易，穷朋友又多，谁来谁吃，把全家人苦苦挣来的钱都折腾光了，又欠了一身高利贷，只好变卖家产，在艰难中奋斗和挣扎。 而朱俊士真正的一点社会作为就是带领全家为抗日做贡献。“七、七事变”后，国民党南逃，土匪汉奸日寇猖獗，到处烧杀抢掠。1938年元月，大土匪汉奸王来贤、李二虎在这里点了一把大火，近半个村庄几乎成了废墟，杀人并掠走财产无数。是时，朱俊士同这一带最早的抗日游击队李大磊（开国少将）秘密接触，并联系聊城范筑先所属张维翰（曾任八路军129师新八旅旅长）部，带领朱氏家族，发动亲朋好友并联合周围一带十余村庄，效仿范筑先抗战，成立民众抗战自卫团，被推为团长。家家制兵器，人人学习武，大刀、长矛、土枪、洋抢并举，实行万民联防。进行万人武装大游行（称之为阅兵式），队伍浩浩荡荡，十里开外。铜锣一响，铺天盖地的农民武装蜂拥而至，有力地抵制了土匪汉奸的烧杀抢掠。当时，在日伪控制了绝大部分城乡集镇的一片白色恐怖中，这四县两省交界夹缝中的一支农民军同百里之外的范筑先将军抗战遥相呼应，从而朱俊士的名声远播。同时，其子朱力航也同部分同学好友参加了李大磊所率领的抗日游击队任文书并考上了范筑先所办的抗日军政干部学校，较早的踏入抗日征途。朱俊士所组织的民众自卫团也成为这一带人民战争的星星之火。曲周县抗日政府成立后，县长郭企之几赴曹庄拜访朱俊士，冀南三分区、三地委的领导也频来曹庄动员其武装改编，并由郭企之主持，命其秘书兼行政科长胡愈之（建国后曾任国务院司长）同朱力航结拜。取其精锐三百人组建我军分区独立营，名曰“八大队”，调朱力航任书记代父出征，辅佐教导员严去非管理旧部。余部则在各村组建民兵为骨干。正如抗战时在邯郸一带活动的军分区司令高厚良说：朱俊士家是这一带最有名的的“抗日堡垒户”。他帮助我们在敌人夹缝中创建了我冀南三分区（邯郸以东）最大的一块抗日根据地，（被称为“小边区”）。为我们输送了一个营的野战军。他家就是地委书记的办公点，他动员家族、亲友和所有社会关系为抗战做贡献，掩护和保护了许多抗日干部和抗日机关。其故居不仅是《人山报》的创刊地，也是这一带小抗日根据地策源地和发祥地。 在整个八年抗战中，以朱俊士故居为核心的原朱家大院内，不仅长期掩护了八路军的抗日机关单位如人山报社、部队医院、部队服装厂等。也是地方党政军领导定点和常住单位，是八旅、军分区锄奸科代表郭仲奎派驻单位；是军分区武工队杜恒续重点保护单位。八年抗战中，在这里掩护了诸多抗日精英名士陆续达上千人之多。其中，解放后的地市级（师级、省厅、国务院司局级）以上达300余人，省部级至副国级40余人。包括开国上将宋任穷（副国级）、陈再道（副国级），中将孔庆德（大军区副司令员、省委书记）、王进山（公安部副部长、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和空军政委高厚良及杨易辰（副国级最高人民检察长）王幼平（外交部副部长）、乔晓光（省委第一书记）、鲁大东、（省委第一书记）、肖寒（国务院部长）等一代党政军名人都到过朱俊士宅或钻过《人山报》社的保密地道。而人山报唯一的八十米保密地道则是八字型东西贯穿原整个朱家大院，洞口皆集中在枢纽位置的朱俊士老宅（今保护单位）和西院起点（包括社部炕下洞口、电台牛槽洞口和薯井仓储洞口等）。在老族长朱俊士的带动下朱家大院的每一个青壮年男子都给部队抬过担架和送过军粮；每一个妇女都给部队做过军鞋和做过饭；每一个少年儿童都站岗放哨照顾过伤病员。民兵自卫队指导员朱勤儒、支前担架队长朱明儒、民兵自卫队长朱俊江皆是当时的抗战活跃人物。当年，同朱家大院互动并同舟共济的几辈亲友和相关抗日精英都为民族解放作出了贡献，有的为国捐躯，有的倾家荡产，有的一门多烈士，有的成了无名英雄。当年的少房东，报社战地记者朱力航晚年常浮想联翩，感慨的说：八年抗战我失去了许多至交好友，抗战早期的诸多战友不知有几人存。在朱家大院休整过的指战员和伤病员回归后也不知有多少人能看到胜利的曙光。 文革中老房东朱俊士被迫害致死，全家受害无一幸免，连朱家大院内子侄辈的抗战积极人物当时的民兵自卫队指导员朱勤儒等也被迫害致残。直至曲周县委在曹庄召开了由原县委书记冯文海（曾任省委副书记）主持的平反昭雪大会，在文件中肯定了朱俊士见义勇为的高贵品质和对抗战的重要贡献。诸多抗战老干部参加了大会，时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翟向东、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胡林等原《人山报》四十余名抗日老干部同曲周县五套班子及多名上级相关领导送了花圈，当年的邯郸抗战老干部、老领导陆续来函来电，以告慰老房东朱俊士在天之灵，怀念抗战年代的不平凡岁月。 弹指一挥间，转瞬近百年。当年为人民打江山的开国一代和抗战先驱大多逝去，但中华民族浴血奋战的爱国主义精神和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浩气长存。目前，根据国务院关于纪念地连片整合保护的精神，《人山报》创刊纪念地旧址（社部）同坐落在朱家大院这个“微型小抗日根据地”的底蕴共同开发更有利于集中保护和弘扬爱国主义及革命传统教育，有利于开展红色旅游；有利于反腐倡廉和推动地方文化经济的发展。